珠江三角洲的晨曦中，广州塔的灯光次第亮起，这座常住人口突破千万的超级都市正迎来早高峰的拥堵。作为连续 decades 经济总量位居全国首位的人口大省，广东的每一组数字背后都牵动着国家发展的脉搏。2023年全省常住人口1.26亿，这个数字在数字时代不再仅是简单的量级叠加，而是折射出人口结构转型、区域协调发展和代际更迭的复杂图景。

从历史维度观察，广东人口规模自改革开放以来呈现阶梯式增长。1980年全省常住人口仅5987万，得益于"外来人口"政策红利和沿海开放优势，至2000年突破8000万大关。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，2020年常住人口达1.26亿，较十年前净增1113万，其中机械增长（迁入人口）贡献率达87.5%。这种"增量驱动"模式在2010-2020年间达到顶峰，2022年常住人口增速首次转负至0.28%，标志着人口红利窗口期开始收窄。

若将目光投向地理版图，广东正经历着人口密度梯度重构。珠三角城市群以全省11%的面积集中了76%的人口，其中广州、深圳、佛山三城人口密度分别达到4315人/平方公里、4328人/平方公里、5365人/平方公里，超过北京、上海等超大城市。粤东粤西则呈现"空心化"特征，梅州、河源等市常住人口十年间减少超百万，县域人口外流率长期高于15%。这种空间极化现象在2023年得到新印证：珠三角9市人口占全省比重升至82.3%，县域城镇化率却仅为68.9%，暴露出城乡二元结构的深层矛盾。

人口结构的代际裂变正在重塑社会运行逻辑。2022年全省65岁及以上人口达1036万，老龄化率突破8.5%，但劳动年龄人口（15-59岁）连续五年下降，占总人口比重降至67.2%。这种"未富先老"态势在制造业密集的东莞尤为显著，2023年制造业企业用工缺口达12万人，而本地适龄劳动力供给仅能满足83%。更值得警惕的是，出生人口连续五年低于死亡人口，2022年户籍出生率降至6.8‰，总和生育率跌至1.09，接近人口更替警戒线。

人口流动的"双循环"效应正在引发新的社会议题。全省2.4亿个手机用户中，跨省流动用户占比达31%，形成"白天在东莞工厂，晚上在佛山出租屋"的候鸟式生活。这种流动性催生了独特的"新广东人"群体：2023年全省流动人口平均居住年限为7.2年，城市融入指数（含教育、医疗、社保等）仅为户籍居民的63%。在东莞长安镇，外来人口子女占比达91%，但随迁子女在公办学校就读率仍低于40%，教育公平问题凸显。

破解人口困局需要多维治理体系的创新。2023年全省财政民生支出占比提升至72.3%，重点投向银发经济（养老机构建设增长23%）、技能培训（新增补贴培训超50万人次）和县域教育（镇街中心幼儿园覆盖率提升至89%）。深圳率先试点"居住证积分制2.0"，将社保年限、创新成果等12项指标纳入积分体系，2023年带动新市民落户增长17%。但更深层的户籍制度改革仍待突破，全省户籍人口城镇化率（42.1%）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（68.9%）的26个百分点差距，制约着要素市场化配置效率。

站在新的历史节点，广东的人口故事已超越简单的数字更迭。2023年全省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突破2万亿元，其中算法工程师、工业机器人运维员等新兴职业吸纳就业超80万人，昭示着人口质量替代数量的新可能。当佛山的机器人产业园与粤西的生态康养区同步发展，当广州的生物医药集群与粤东的滨海文旅形成互补，广东正在探索人口规模优势向发展质量优势的转化路径。这不仅是区域发展的命题，更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人口治理的生动实践。